[9]到1993年修宪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包括《民法通则》在内的诸多重要法律顺利出台。

该环节引入正当程序须克服其被认为是内部行政程序的理论障碍。如果审批机关能够发现其造假而不予批准就会导致这种激励的丧失，这时造假对于申请机关来说就得不偿失。

然而，法律规范层面正当程序的缺失并不代表实践中不存在。然而公告之前的征收审批是否也应遵循该原则却有疑问。〔[5]〕《土地管理法》的修改理应对以上批判有所回应。〔[27]〕参见[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页。例如《国土资源部关于改进报国务院批准单独选址建设项目用地审查报批工作的通知》要求市、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编报建设项目用地‘一书四方案，履行征地报批前告知、确认和听证程序等。

换言之，只要不存在这两种情形，审批机关除了对始于申请征地机关的单方上报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外，便再无可为的余地。但另一方面，是否征收的决定是在土地征收审批环节完成的，〔[10]〕这意味着征收审批是直接面向被征收人，确认合法剥夺其土地财产权的行政决定。虽然这些学派所关注的焦点不同，强世功认为它们都局限于过分依赖文本的教条形式主义，并忽略了"不成文宪法"在中国的重要角色 (Jiang 16)。

由此而言，基本法可以被理解为中国不成文宪法的一部分，其运行方式跟随了英国曾经对西藏使用的间接统治模式（Jiang 42-44）。强世功由此认为冷战后不成文宪法受到理念上的排挤而被排挤为一个与成文宪法水火不相容的政法模式。党的领导必须遵循成文宪法。为了避免集权 变质为充满个人崇拜色彩的极权，基于民主集中制的党内民主建设是必不可少的。

早在制定新中国第一部成文宪法多年之前，一个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体制的政府就已经存在了。中国共产党是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该体制结转到中央政府和地方之间的功能关系上，使中共中央通过各级政府的党代表大会机制完成中央于与地方的高度统一（Jiang 33）。

文本将对上述文章进行评论与探讨。强世功教授的结论是，要理解中国的宪政我们不能单一关注成文宪法，更重要的是充分考虑来自不同来源的不成文宪法。对于美国读者而言，强世功教授的文章提供了一个不属于美国宪政自我指涉论述温室之内的他人观点。强世功将香港基本法本身即是位于中国宪政框架下的一种宪法性法律，其实际功能视为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的一个社会契约，其中香港居民在承认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得到一个高度自治的方针（Jiang 42）。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体制充分反映了宪政制度的原理。美国宪法可以视为成文宪法的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强世功认为1982年的分权宪法导致了各权利机构的互斗，逐渐加深政利益集团间的矛盾，最后酿成了1989年的悲剧。强世功的解释虽颇有见地，但我认为他在这里的分析仍显得太形式化。

比如说，这个互动成分可能是由三个代表所带来的一种结果，通过让更广泛的民主加入共产党而推进党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特征，从而巩固党的宪政合法性。强世功教授首先正式定位了两种宪法模式之间的区别。

CCP作为国家制度与政治思想的阐述者与维护者，中国的宪法秩序即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表达方式。对于强世功而言，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独特的宪政模式。

虽然中国宪法是成文的，但是强世功指出了中国宪法文本与宪政实践之间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授予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常务委员会广泛的政治权力和最高的政治权威。虽然相较于英国的习惯性宪法美国的宪政是成文的，但是强世功强调，其实作为成文宪法的典范，美国的书面宪章任然是在不成文的惯例框架之内运作的。(E.g., Cuba's 6th Party Congress and the Lineamientos (Guidelines) For Structural Change In Cuba, May 17, 2011). 第三，强世功提出用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商量办事方式去解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歧。虽然中国的成文宪法赋予了地方政府相当广泛的自治权，中国的实际政治秩序仍然可视为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权力的化身，其参与权需要限制在党员范围内（Backer, Larry Catá, Party, People, Government, and State: On Constitutional Values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Chinese State-Party Rule of Law System January 12, 2012. Bosto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30, 2012）。

从对中国政制体制的实际运行入手，他勾画了一个将中国成文宪法包含在内的中国特色不成文宪法。如果NCP和CCP分担主权的话，强世功教授认为这两个权利的相互结合需要通过国家主席这个特殊的领导制度来实现。

因此，一些非西方国家被迫背离它们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去复制西方的宪法规范，从而产生了形式上的规范性和实践上的不稳定性。之后这种党权、军权和政权统一的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惯例在江泽民与胡锦涛换届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规范化，形成不成文的宪法惯例。

自1954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来，中国的书面宪法在1975年、1978年和1982年分别经过了三次修改。也就是说，如果民主集中制目前反应了中国自身政治体制的发展，那么中国共产党也许可以持续履行其先锋党的作用。

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宪政体系基本构成要素并不是成文或不成文宪法，而是中国共产党本身。第二阶段的特点是努力从司法角度了解中国的宪法，反映了西方宪政意识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宪法传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他人观点或许映射了对美国宪政学术内圈的傲慢与偏见 (c.f. Delgado, Richard, The Imperial Scholar: Reflections on a Review of Civil Rights Literature (1984).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Vol. 132, 1984; Robert S. Chang, 20th Anniversary Crt Essay: Richard Delgado and the Politics of Citation, 11 Berkeley J. Afr.-Am. L. Pol'y 28 (2009)。这种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不是成文宪法的一部分，而是一个源于毛泽东时代的惯例。

）我认为强世功所提出的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值得认真研究。所以说，现代的宪政制度不在局限于主权国家内政的范围内，而成文宪法问题也同样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政治问题 (Jiang, 14; see also Backer, Larry Catá, God(s) Over Co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and Religious Transnational Constitution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Mississippi Law Review, Vol. 27, 2008)。

香港特别行政区（HKSAR）是根据1982年修订的中国宪法而成立的，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 的自治原则通过香港基本法而得到履行。我可能会建议一种不同的模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权在国家内行使之前必须通过宪法将其从法律上嵌入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中。

也就是说，必须规范党内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依照党章确保党员的平等，通过党章保证党员的各项民主权利，并严格依据党章去监督处罚任何违章行为。因此，当务之急，中国共产党应确保其政治意识形态下规章制度的公平施行，维持规章制度的一致性、规范性、明确性。

强世功教授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的宪法是不是可以在一个文档中的，但是基本政治权利与维护国家组织的思想基础必须超越政府自身所创建的机构。1954制定年的宪法以及后来修订的各版本都直接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的基本目标之一即是建立一套管理机构用于完成党与国家对人民的责任于是，形形色色的宪法惯例被一个个识别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惯例和政治惯例不可混为一谈。

韩大元. 新中国宪法发展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130。英国当代宪法学家惠尔就是从这个立场出发，彻底颠覆了传统宪法学关于‘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划分。

W. Ivor. 詹宁斯.法与宪法[M].龚祥瑞，侯健，译. 贺卫方，校.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7.[8] 强世功教授把三位一体的国家领导体制看成是中国宪法的核心制度，并认为这一制度是依赖宪法惯例来维持的。反言之，宪法实施不出两途：一曰宪法的法律化。

他说戴雪论点的谬误主要在于法律是实施的……对政府或大臣违法行为的法律救济办法之所以起作用，并不因为它得到了实施，而是因为得到了遵守。[18]这层意思强调的不是违宪审查问题，相反，它认为宪法实施的主渠道应该是通过宪法性立法来对宪法典进行完善，而违宪审查只是在主渠道出现问题时的一种补救措施，是对立法质量的最后把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