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内容而言，设立宪法审判权所追求的目标各有不同， 从而宪法审判权的欧洲模式这一提法似乎存在问题[clxxxi]。

公权力姓公，也必须为公。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二）国家制度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提出了关于未来国家制度的主张，并领导人民为之进行斗争。现行宪法序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党内法规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治理社会，不仅要依靠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制度推进依宪治国和依法执政，而且要依靠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制度推进依规治党和制度治党。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⑨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最终，法典化与解法典化共同铸就以法典为统率，法典、单行法、先例、法律解释等多种法律渊源组合而成的成文法体系。(26)《唐律疏议·名例律》序疏，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宋元尤其元代为反法典化的时代，延续唐后期以来成文法典实际作用相对下降、单行法和先例大量增加之趋势，凭籍塞外民族之强大武力，元王朝废弃了律令法典，中断了法典传统，却也为将来法典传统及成文法体系的再造另辟蹊径。⑧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隋代开皇律令虽刑网简要，疏而不失，但隋代法律体系是由《律》《令》和大量补充、修正其规定的单行敕例或条制所构成的(58)，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性约束，各种随事随时下达的敕例条制严重冲击了律令法典的实施，导致律令宽简而苛法横行、律令稳定实则改制频繁、律令优良却大半成具文，程树德《九朝律考》卷8《隋律考序》称隋刑罚滥酷，本出于《律》《令》之外，说的正是隋代各种敕例条制等单行法纷至迭出，从一般地补充、修正律令到大幅度取代和扰乱律令实施的事实。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齐之于后(62)。

(12)[法]勒内·达维：《英国法与法国法：一种实质性比较》，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向斯：《清宫五修〈大清会典〉考述》，《图书馆杂志》，2003年第6期。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53页。关于唐六典的性质，学界向存争议(52)，综合现有史料和各种观点，本文认为，唐玄宗下令修六典的原意，是要以《周礼》六典为本，编纂出一部超越律令法典的综合性法典，以立一王之定制。

(31)《弘治会典·敕谕》。司法实践中，宋人形成了一套较为规范的适用先例的程序步骤：首先是遇事检例，即遇到需要处理的疑难案件时，从以往类似的案例中捡取类似的先例，作为处理依据。宁志新：《〈唐六典〉性质刍议》，《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⑥⑦梁启超：《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载《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第122页。

元王朝中断了魏晋以来以律令法典传统，未制定律典和令典，诏令、条画等单行法以及先例，成为各级官衙实际适用的规范，并构成《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等综合性法律汇编文件的主体。儒学向来重视经典的制作与传承，儒家经典通过陈述先圣事迹，进而阐发治道理想，构造出具体的行为准则与制度体系，其稽古振今，务虚求实，很多方面已经具备了制定法的特点，尤其《周礼》一书作为古文经学之重要经典，向来被儒家学者视为周公致太平之法，真可谓儒家学者制作的一部寄寓了儒家古代圣王治道理想的制定法。

明清王朝重新制定了律典、令典以及会典，法律体系再法典化，成文法体系浴火重生，并呈现出之前律令体系所不具备的新特点。唐王朝总结隋代敕例条制等单行法不受制度性约束进而冲击律令法典正常实施的历史教训，构建律令格式之法律体系，以式为令典之补充和细化，以格修正律令式，律令格式，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构成一个闭环的法律体系。

律典被定位为正罪名的刑事法典，令典则存事制，涵括了刑事法之外的大部分制度规范。晋新律之颁布在晋武帝泰始四年，当彼268年)。(42)固然，魏晋之际律令法典化的实现，也与法律理论的发展及立法技术的提高有密切关联。梁健：《〈明会典〉的纂修及其大经大法地位之演变》，《南开法律评论》2017年辑。虽然，关于民法典及法典编纂得形忘意法典情结不过为名所累，求其形而忘其意之言犹回音不绝④，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法典化并非仅仅国际潮流冲击之果，从深层次看，更是本土传统延续与展现。(45)参见杨一凡：《明代典例法律体系的确立与令的变迁——律例法律体系说、无令说修正》，《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使律典在简易且保持长期稳定的情况下，刑事法律能够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试问，古往今来有哪一部政书、史书的编写能有如此高的规格，受到朝廷如此的重视？仅此而论，就不宜贸然将会典与各朝会要、《清通典》《清通志》《清朝文献通考》等典籍并列。

虽然《清史稿·刑法志》批评有例不用律，律既多成虚文，实际上条例、则例等单行法推动了中央集权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善，使传统法律的功能及形式更加规范和完善。作为中国古代法典化开启之初诞生的早期法典，魏晋编纂法典变杂为清化繁为约，目的在于通过清约宽简疏而不漏之法典，锻造大一统国家划一治理所需要的统一法律秩序。

(54)刘世民：《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法思想的比较》，刁荣华主编：《中西法律思想论集》，台北汉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454页。鞠明库：《试论明代会典的纂修》，《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苏亦工：《得形忘意：从唐律情结到民法典情结》，《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通过后，笔者朋友圈内众多法史学者不约而同转发苏亦工教授这篇旧文，足见此文观点在法史学界影响之大。儒家向来认为治理国家必须纲举目张，遵循先王事迹与治国经验。繁简之间，亦有其相得之道。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官僚行政的发达，令出现了制度化的趋势，出现了一部分诏令变为法令的现象，令者，上敕下之词。

宋代维持了律令作为基本法典的地位。此外，成案虽一般被认为不具有必然的法律效力，却实际上对案例的处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解法典化及法典化的限度 从一定程度上说，法典是理性的产物。(53)(唐)吕温：《代郑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载李昉编：《文苑英华》卷六四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06页。

自唐代中后期至宋代，律令体系中解法典化的趋向不断强化，终于在元代演变成弃律令用格例，法典被废弃，律令体系一度瓦解。魏律更依古义制为五刑、晋律峻礼教之防(28)，唐律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29)，唐六典错综古今，法以周官(30)，乃至会典以本朝官职制度为纲，事物名数仪文等级为目，一以祖宗旧制为主而凡损益同异，据事系年，汇列于后，稡而为书(31)，皆是以儒家经典为范本，将儒家经典体现的理念贯彻到法典制定过程中，或者直接模仿儒家经典之篇章，引入儒家经典记载之准则制度。

固然，西汉中期开始的法律儒家化最终演变为将儒家经典内容及精神贯彻于立法过程之中，由此产生了儒家化的律令法典。魏晋律令法典诞生后，以其整齐闭环之体系、紧密相连之篇章、高度概括之术语、简约浓缩之法条、精玄奥妙之法理，使成文法的发展超越了秦汉以来因循的轨道，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水准与风范，不仅成为整个成文法体系之统率，也顺理成章被统治者塑造为王朝正统的又一象征与符号。但是，法律体系的演进并未就此停止。古代中国法典化发轫于魏晋之际，以魏晋律令法典的颁布为开端。

(19)(唐)吕温：《代郑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载李昉编：《文苑英华》卷六四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06页。这种围绕特定理念构筑范畴体系，以此展开对篇章条文的全面梳理、统筹、制订，赋予整部法律以系统性、普适性、学理性和稳定性的立法过程，正是法典诞生的一般过程。

(65)苏洵：《嘉祐集笺注》，曾枣庄、金成礼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115页。清代从皇帝到各级官员，在处理军政、民政、司法刑狱事务时经常查询和引用会典，违反会典的行为会受到制止和惩处，《清实录》对此记载不少。

古代中国法典化起于中央集权国家锻造统一法律秩序的客观需要，继而形塑中国之正统与治道，并经历了从律典令典到会典的历史过程，塑造出从刑事法——非刑事法到根本法——一般法的法律体系格局。战国秦汉以降，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逐次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划一治理需要、兵刑钱谷等行政事务日益复杂化和专门化、治理模式从礼治转换到法治，使得律令等成文法大量产生，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13)，法式者，成文法也。